在一個民主制度健全的國家裡，這樣的事情，絕對是不可思議的。我指的是——為何在重要的大是大非前，大學裡的教授總愛缺席？
遠的不說，709以後，眾說紛紜，網絡與平面媒體刀光劍影，可是，眾多國立大學的政治系、法律系、社科系、新聞系等相關的教授卻“相約”噤若寒蟬，沉寂得令人難受。
往北觀望，香港、台灣在709前後亦不約而同地出現人民走上街頭的盛況，然而，兩地除了民眾的聲音外，大學裡的知識分子亦紛紛提供意見。
以台灣為例，因徵地問題而走上街的農民，最終逼使行政院長吳敦義不得不會見。後者稍後表示自己已解決了95％的個案問題，營建署更連續刊登廣告，聲明政府已妥善解決多區農民的土地徵收個案。
原以為事情已告一段落，這時候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發展學系副教授廖本全卻不滿反駁：“政府怎麼可以把農民的努力說成自己的政績！當吳敦義說個案已妥善解決，我想到的是灣寶農民走上街頭12次！我想到的是，朱馮敏阿嬤！我想到的是，相思寮居民的眼淚！以及多少居民打電話給我，在電話那頭泣不成聲、讓我不知所措！”
廖本全直指，如果沒有農民走上街頭，這些會改變嗎？“政府應該回答我們的是這個問題！”
廖副教授的話，讓人有了一番新視野。
把時間推得更遠一點，911後美國舉國上下同仇敵愾，連一貫高舉公平客觀的媒體，都罕見地和白宮站在同一陣線，對回教及伊拉克妖魔化到極致。只有大學教授，在世貿廢墟還冒煙的時候，甘冒天下之大不諱，紛紛透過各媒體，呼籲各造冷靜看待伊斯蘭和穆斯林國家，同時再檢討美國對中東的政策。
這些教授“理所當然”地引起社會的反感，但，他們還是堅持繼續說話。這種不平則鳴的性格，上百年來雖不斷地給他們引起麻煩連連，可是，文人風骨所致，他們仍在所不辭。
2003年3月26日，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迪格諾瓦情緒激動地在一場討論會上大力譴責美國對伊拉克開戰，經媒體報導後引起軒然大波！
有新生因此揚言不能忍受這麼不愛國的教授而拒絕進入哥大就讀；更有亞利桑那州的共和黨議員，聯合眾議院內的百餘名議員寫信予哥大校長，以龐大的輿論壓力要求立即開除有關教授！
當然，最後該校校長以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及大學崇尚的學術自由為前提，拒絕開除這名助理教授，後者才避免失去飯碗。
其實，翻開眾先進國家的發展史，我們會看到在關鍵時刻，教授總是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這些國家都知道，大學是社會良心的最後一道堡壘，裡面的人掌握了知識的資源，社會尤其需要知識份子——特別是教授們在不公不義時，挺身而出，為弱者申冤，更為國家尋找一條出路。
但是，我們的高校呢？有者以“大專法令”之名，選擇視而不見，有者見風使舵。久而久之，大家紛紛把資源挹注在企業發展身上，不再扮演培訓社會良知、國家棟樑的角色，徹底轉成“職業培訓”的技術學校。
這種大學，我們要來幹嘛？這樣的教授，是在浪費社會資源嗎？
當一個社會掌握知識的良心選擇萬馬齊喑的時候，看來，我們距離分崩離析的日子，也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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