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人‧檳城人

2000年7月的某天，香港尖沙咀的一家麥當勞內，我正排隊買晚餐。

買好漢堡後，我兀自把上層的麵包掀起來，然後撕開辣椒醬把鮮紅得刺眼的辣椒統統撒在肉片上，再把麵包蓋上，開始啃起來。我沒有注意到，原來同行的幾個香港朋友早已張大眼睛看著我了。

“只有你們馬來西亞人才會這樣吃漢堡。”他們笑說。

2004年的冬天，我在巴黎塞納河旁的一個市場上買東西，才一開口要減價，小販立刻說：“你一定是來自馬來西亞的！”

我傻眼了，實在不明就裡。那位小販於是用半鹹不淡的英語回答我，他解釋：“只有你們馬來西亞人最愛跟人減價，什麼人種都一樣，不管多少錢就是愛殺價。”

“只有你們馬來西亞人才會這樣！”他不厭其煩的再強調一次。

同行後來在西班牙市集購物時，也恰好經歷過這個經驗，所以我們一聊起馬來西亞人愛殺價的特性，總是特別的興致勃勃。

除了這些，羽球打得特別好、接受和包容度高、語言天份佳、親切熱情等等，都是外國人對馬來西亞的刻板認知。這，都是我出去走走停停以後才發現的，“馬來西亞人”的特質，在外國人眼裡居然是長成這個模樣的。

忘了哪個社會學家曾提起，一個人長什麼樣，看他成長的環境氛圍，就能看出一個所以然來。換言之，在什麼文化土壤底下，就會開出什麼花。

的確如此。

我突然想起中國國父孫中山革命成功以前，來檳的那段日子。

那已是上個世紀初葉的事情了。廿世紀初的檳城，是一個相對開放、包容度較高的社會。孫中山來到這裡以後，本地的大企業家吳世榮、黃金慶等難以計數的檳城人前仆後繼的“捐錢捐命”，為中國的民主開放奉獻出自己的一切，至死不渝。

這片土地擁抱民主政治的熱情，原來早已在一百多年前展現了雛形，埋下伏筆。

按此邏輯推演，不難明白60年代的末期，檳城人為何可以勇敢地改朝換代，驅逐聯盟，把民政捧上了政府的神主台上。到了2008年，檳城人再展現對民主自由和政治的熱誠，掀起海嘯，使民聯取而代之！

是的，他們不止愛美食、愛休閒，愛談政治，也真的去嘗試做一些改變，絕對不是在空談的。身為檳城人，應該感到驕傲、自豪！

時序來到廿一世紀又10年後。

這個11月，檳城大事慶祝孫中山的庇能會議100週年紀念大典。喬治市內，處處有這位先賢的蹤跡。

他的再現總是美好的，因為這位“外國人”，又將一次地提醒我們：檳城曾是一個對民主政治擁有高度熱情的地方，而檳城人應當永遠記得，自己是長成這個模樣的。

你看清楚自己的模樣了嗎？你一定要看清楚自己。

也唯有如此，檳城，才能繼續成為國內民主改革的火車頭。

自由民主，將從檳城開始。這就是檳城人。